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建立西夏政权并开始铸造货币，西夏货币是我国货币文化的组成部分，独具魅力，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已成为近年钱币学中的一个热点。自1805年武威首次发现窖藏西夏钱以来，西夏钱币陆续有所出土，尤其是几十年来，在宁夏、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出土发现了为数较多的西夏货币。西夏钱币的出土，为研究西夏货币经济和铸钱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各方对西夏货币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日前，刚刚在宁夏银川结束的《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研究者进行了探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国家博物馆王俪阎说，自景宗元昊1038年起至1227年190年间，西夏十帝先后铸造了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天庆宝钱，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祜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西夏文、汉文钱币十几种，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的钱币反映出了党项民族在由游牧向农耕转化，逐渐发展过程中，吸取汉民族的先进经验，不断充实、壮大自己实力，根据自身需要与宋政权或对峙征战，或议和共处；对汉民族文化从排斥、吸收融合到再次拿来的消长关系。

　　巴彦淖尔市博物馆赵占魁说，近年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北45公里的高油坊古城，曾有成吨的西夏“乾祐通宝”、大量北宋钱币及少量的辽金钱币出土，这为研究探讨西夏的货币铸造与流通、西夏与宋及辽金的边境贸易，以及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等，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里的问题是，高油坊古城做为西夏王朝设立在其东北边境地区的军政重镇，为何会在这里发现如此品种丰富的北宋货币，而却只发现了单一的西夏晚期的大量铁钱？为何在此没有发现西夏早、中期的铜铁铸币及南宋的货币？又为何在此会有少量辽金货币出土？当时这一带经济贸易及货币流通情况又是如何？西夏一朝货币铸造及流通的基本情况如何？如此大量的“乾祐通宝”铁钱是否为当地所铸？其所出土的金银锭、金碗、珠宝玉器在当时是否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都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人行郑州中心支行白秦川对某收藏杂志上的一篇《银川发现西夏银铤》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二枚银铤难以确定为西夏银铤。因为原报告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与时间，没有铭文，没有作为旁证的伴随物，也就无法直接确定银锭的时代和国别。第1枚与武威出土的第12-16号银铤相似，而武威银铤的许多特征与文字内容表明为金代银铤，而非西夏。从形制上看，南宋、金、元银铤均为弧首束腰形，无法将此形制银铤确定为西夏银铤。从目前认识看，还没有一枚银铤能够确认为西夏银铤，所以研究西夏银铤没有可以使用的参照物，我们只能等待有新的发现。

　　甘肃省钱币学会康柳硕说，西夏文字钱币主要有福圣宝钱、人庆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天庆宝钱等，自1989年，陈炳应先生根据西夏文字“福圣”的写法与“禀德”二字接近，改读为“禀德宝钱”。禀德为李元昊的年号，陈先生认为此钱应为李元昊所铸。此二字的改动意义重大，为西夏第一个皇帝铸钱找到了依据。